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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“五官” 看五行的起源
王小盾
提要
只有制度化、仪式化的行为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广大人群，造成思想史上革命性的变化。本文阐明了四方观念同五行思想的关联，分析了关于少皞氏立五官的记录，确定其基础是历法五官之制，经历了 “二祀”“三祀” 各自独立的阶段。本文通过对 “五官” 诸神之来历的考察，论证了五行起源的过程，认为其本质是不同族群的太阳祭典逐步综合的过程，历经了太皞少皞之祭、颛顼之祭、重黎修熙之祭、后土之祭等阶段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五行起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五官制度的形成。
关键词
五官 太阳祭典 族群融合 五行起源
一、问题的提出
五行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和重要的理论体系，过去有许多学者探讨过它的起源。其中影响较大的看法约略有五：
- 认为它来源于殷人的五方概念；
- 认为它来源于人类最初计数方法中尚五的习惯；
- 认为它起源于对五大行星的认识；
- 认为它源于以一年为五季的十月历法；
- 认为它起源于先民治理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种物质的实践，其中最具价值的学说为五行起源于改火。
在以上讨论中，陈梦家、胡厚宣、刘起釪所代表的相关研究，分别围绕改火、五方祭祀、五星占等事项论述了五行起源的多项条件。
陈梦家《五行之起源》一文围绕改火等事项讨论了五行起源。他认为《尚书・尧典》“以殷仲春”“以正仲夏” 等记载，表明商民族是以春秋分季、夏民族是以夏冬分季的；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文献可知，卜辞中关于 “改火” 的记录，虽名称上有 “行火”“吏火”“改火”“易火” 之别，本质却都是在不同季节分攒不同树木以为火，“古所谓‘五火’，就是用五时之木所续的火”，“五火” 的记录代表了一种民族传统，可以表明五行的起源。
胡厚宣《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》一文主要阐述了 “五方”“五方帝” 两种观念，认为殷代外祭中的 “五方帝”，是商代以中商和四方结合而为五方的观念，是五行的起源。此说后来得到一些学者的补充论证，有学者认为殷人在执圭祭天的活动中，已表现出五行观念的雏形；还有学者通过殷墟卜辞中 “帝五臣”“帝五工臣”“帝工” 等记载，认为这些均代表五行之神，说明殷商时候保留了一套古老的五官之制。
关于五星同五行的关系，许多学者作过具体论述。有人认为 “行” 的含义是移动和排行，这两个含义都来自对五星运行的描述；刘起釪则进一步认为 “五行的原始意义指天上五星的运行”，其年代在周代以前。其理由是二十八宿的设定在周代以前，而二十八宿的划定取决于五星中填星（土星）的周期，古占星家认为填星每二十八年（今测值为 29.46 年）经行一周天，在五星中是周期最长的一星，用它作标维，就能使包括填星在内的五颗星都在天球面上找到位置。
以上这些论述，和通常关于五行起源的讨论有很大不同。通常的讨论是在思想史的学科范围内进行的，其研究方式有一个优点，即能够注意作为对象的理论命题的发展，注意它在逻辑上的和历史上的统一；但它也有很大缺点，即容易忽略上述过程的背景因素，也就是那些以实践的方式而非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素，而这恰恰是导致五行起源的最重要的因素。
不过，以上几种论述，仍然不能说是关于五行起源问题的定论。因为 “改火” 说未能解释一年立五火的缘由，“五方” 说未能回答从四方祭到五方祭这一变动的原因，“五星” 说缺少实证资料，同样也不能解答古人何以要选择 “五” 这个数字，为五行理论作了前提性的规定。
本文拟参考班固《汉书・艺文志》的一段论述来展开讨论。班固说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。”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。”“阴阳家者流，盖出于羲和之官，敬顺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，此其所长也。” 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思想的分野来源于知识的分野，而知识和观念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的，通过一定的人和制度得到总结和传承。在政教合一的时代，政府机构承担了总结知识、运用理论的职责。因此，通过官守和相关的制度行为来认识从 “四方” 到 “五行” 的历史变化，是解决这个中国思想史问题的关键。
上述看法也就是本文的出发点。具体来说，本文认为，只有制度化、仪式化的行为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广大人群，造成思想史上革命性的变化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五行起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，就是五行之官制度的形成。这一事件不仅有制度化、仪式化的特点，不仅具有广泛的实践性，而且它产生在殷代以前，是五行观念得以成立的制度基础。
二、四方和五行
在五行观念产生之前，神圣数字 “四” 曾经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。这一数字是同四方联系在一起的，由此组成的词语亦大多表达了天下、宇宙的含义。《诗经》所谓 “四方”“奄有四方”“纲纪四方”“以绥四国”“四方攸同” 等等，表明华夏人古来的习惯，就是以 “四方” 代指天下。在先秦典籍中，因 “四” 而组成的相关概念还有很多，比如《尚书・舜典》“四岳群牧” 中的 “四岳”，《尚书・禹贡》“四海会同” 中的 “四海”，《诗经・大雅・皇矣》“维彼四国” 中的 “四国”，《周礼・天官・大府》“四郊之赋” 中的 “四郊”，《周礼・地官・遂大夫》“以四戒纠其功事” 中的 “四戒”，《左传・成公二年》“椁有四阿” 中的 “四阿”，《逸周书》“连及四荒” 中的 “四荒” 等等。这些情况表明，如果说五行是神圣数字 “五” 的典型表现，那么四方就是神圣数字 “四” 的典型表现。
关于神圣数字 “四”，上古时代有以下四个重要理论：
-
《尚书・尧典》中的四仲中星说：核心内容是根据四方星座来测定四季的中点，说明尧之时曾经设立四方天官。根据《尧典》四仲中星天象的年代，这一学说产生在公元前 2400 年前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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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卜辞中的四方风神说：对应《尧典》中关于东方 “厥民析”、南方 “厥民因”、西方 “厥民夷”、朔方 “厥民隩” 的说法，以及《山海经》大荒诸经中关于东方曰折、南方曰因、西方曰夷、北方曰伏的记载。这四方风名代表了分至四气的物候，说明古代的四风、四气观念是来源于四时观念的，经历了由四方到四时再到四气的发展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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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海经》大荒诸经中的 “使四鸟” 说：这一说法往往与帝俊有关，也往往与 “黍食” 有关，实际上是东部农业民族驯化草木、鸟兽的故事。所以 “使四鸟：虎、豹、熊、罴” 的含义，便是由于农牧生产的发展，而取得了对若干游牧族群的支配地位。
-
《周易》中的 “四象”“八卦” 理论：这些理论说明，上古之时的四方观念，其表现是系统的，其发展也是斑斑可考的。如果联系新石器时代各种 “一分四” 特征的器物，联系甲骨文和金文中的 “巫” 字结构，联系古来伏羲造八卦一说，联系汉代画像石中大量伏羲、女娲执规执矩的图像，就可以得出一种同位的理解：
- 神圣数字 “四”：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神圣数字，用 “四方” 来表示，代表四方世界的基本结构、宇宙万物；
- 巫：掌握 “四方” 因而可以交通神鬼的人，是伏羲的代表，最初是女性，后来变为男性，与女娲相结合，所以在汉画像中表现为伏羲持规、女娲持矩，二者的身份有时会彼此融合；
- 矩：巫的工具，用以掌握 “四方”、表征天地万物。
由此可见，四方观念的神圣化，比五行要早，其历史内涵也更加深厚。因此，五行的起源过程，可以看作是 “五” 的神圣数字观念取代 “四” 的过程。若要考察这一过程，就应当注意同制度相关的神圣数字 “四” 的理论，注意 “五” 的因素在其中的成长，尤其要注意礼典中的四方之祭。
《礼记・曲礼下》记载：“天子祭天地，祭四方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岁遍。” 郑玄注：“祭四方，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。句芒在东，祝融、后土在南，蓐收在西，玄冥在北。…… 此盖殷时制也。”
《礼记・祭法》记载：“燔柴于泰坛，祭天也；瘗埋于泰折，祭地也。…… 四坎坛，祭四方也。” 郑玄注：“四方，即谓山林、川谷、丘陵之神也。祭山林、丘陵于坛，川谷于坎，每方各为坎为坛。”
《周礼・春官・大宗伯》记载：“以血祭祭社稷、五祀、五岳，以狸沈祭山林川泽，以疈辜祭四方百物。” 郑玄注：“五祀者，五官之神在四郊，四时迎五行之气于四郊，而祭五德之帝，亦食焉。少昊氏之子曰重，为句芒，食于木；该为蓐收，食于金；修及熙为玄冥，食于水；颛顼氏之子曰黎，为祝融、后土，食于火土。”
这些记录说明，周代在天地之祭以外，还有 “五官之神” 之祭，其祭祀地点设在四郊，目的是 “迎五行之气”，又称 “五祀”。这五官之神包括木神句芒、金神蓐收、水神玄冥（即修和熙）、火神和土神祝融（即颛顼氏之子黎），它们也就是汉代的五行之神。可见四方之祭在周代已经接受了关于神圣数字 “五” 的影响，进行了调和与折中，它代表了从 “四方” 到 “五行” 的重要转折点。
《周礼》中另有九处记载了 “五帝” 之祀。据汉代经师注解，这 “五帝” 是 “五色之帝”，即东方青帝灵威仰、南方赤帝赤熛怒、中央黄帝含枢纽、西方白帝白招拒、北方黑帝汁光纪。这里注明的区别是很重要的：和 “五祀” 相比，“五帝” 之祀有更重要的意义，更适合作为五行观念在周代已经确立的标志。因为它不仅从制度角度表明了这一事实，同时也显示了 “五行” 观念在周代的形态。
我们知道，“昊天上帝” 或 “上帝” 是天帝的总称，“五帝” 是不同于上帝的五方天帝。《周礼》中《地官・大司徒》等篇章只说 “禋祀五帝”“兆五帝于四郊”，而不及上帝；《春官・大宗伯》等篇章说 “旅上帝” 而不及五帝。“禋祀” 是燔柴升烟之祀，专用于祭天，五帝既然采用 “禋祀” 来祭拜，可见它们是天上的神灵，因而同 “四方” 之祭有明显区别 ——“四方” 本来是被作为地祇或作为地的象征来看待的。
由此可以了解一个道理：古人反复说 “天有五行”“天生五材”，其原因在于，“五行” 和 “四方” 的主要区别，不仅是作为思想基础的两种不同的神圣数字观念的区别，而且从其内涵的指向看，是天地之别。
三、关于少皞氏立五官
周代祭祀中的 “五行” 之制，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殷商文化当中。上文所引《礼记・曲礼下》郑玄注就提到 “此盖殷时制也”。如上所说，少皞氏立五官一事，可以看作 “五行” 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事件。这种制度最重要的表现有二：一是同知识分野相关的职事官，二是同天数相关的星历官。其事见于《左传・昭公十七年》。
郯子曰：“……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，故为云师而云名；炎帝氏以火纪，故为火师而火名；共工氏以水纪，故为水师而水名；大皞氏以龙纪，故为龙师而龙名。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，为鸟师而鸟名。凤鸟氏，历正也；玄鸟氏，司分者也；伯赵氏，司至者也；青鸟氏，司启者也；丹鸟氏，司闭者也。祝鸠氏，司徒也；鴡鸠氏，司马也；鸤鸠氏，司空也；爽鸠氏，司寇也；鹘鸠氏，司事也。五鸠，鸠民者也。五雉，为五工正，利器用，正度量，夷民者也。”
这是一段很著名的记载，它不仅提出了一份最早的关于 “五帝”（黄帝、炎帝、共工、大皞、少皞）的名录，而且说到了少皞族的组织结构。《山海经・大荒东经》提到 “少昊（皞）之国” 在东海之外；《左传・定公四年》说过 “少皞之虚” 在鲁地，为 “商奄之民” 所奉祀；《史记・鲁周公世家》更是明确指出，周公旦被封于少昊之虚曲阜。这些迹象表明，少皞文化以鲁地为中心，是东夷文化的一支，也是殷商文化的重要来源。
少皞氏以鸟名官，其特点是把每一官守分为五部，例如以五鸠治民事（“鸠民”），以五雉治器用度量（“为五工正”）。这是一个对殷商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制度，史籍称之为 “五官之制”。
《国语・楚语下》记载：“古者民神不杂。…… 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，是谓五官。各司其序，不相乱也。” 韦昭注：“类物，谓别善恶、利器用之官。”
《左传・昭公二十九年》记载：“故有五行之官，是谓五官，实列受氏姓，封为上公，祀为贵神，社稷五祀，是尊是奉。木正曰句芒，火正曰祝融，金正曰蓐收，水正曰玄冥，土正曰后土。” 献子曰：“社稷五祀，谁氏之五官也？” 史墨对曰：“少皞氏有四叔，曰重，曰该，曰修，曰熙，实能金、木及水。使重为句芒，该为蓐收，修及熙为玄冥，世不失职，遂济穷桑，此其三祀也。颛顼氏有子曰犁，为祝融；共工氏有子曰句龙，为后土，此其二祀也。后土为社，稷，田正也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，为稷，自夏以上祀之。周弃亦为稷，自商以来祀之。”
上文提到，这些记录曾被郑玄用来解释周代的 “五祀”，这意味着，周代的 “五祀”，的确来源于少皞氏时的 “五官” 之制。史墨的话还包含这样一个意思：这 “五祀” 经历了一个 “三祀” 和 “二祀” 各自独立的阶段。也就是说，若要了解五行之官构成的原理，就要研究一下这个 “五官” 的 “贵神”，也就是 “五官” 诸神的来历，这有助于解答五行起源的核心问题。
四、“五官” 诸神的来历
《左传》提到的 “五官” 诸神，其来历如下：
句芒
东方之神，木神，亦即 “太皞” 神。
- 《山海经・海外东经》：“东方句芒，鸟身人面，乘两龙。” 郭璞注：“木神也，方面素服。《墨子》曰：昔秦穆公有明德，上帝使句芒赐之寿十九年。”
- 《淮南子・时则》：“东方之极，自碣石山过朝鲜，贯大人之国，东至日出之次、榑木之地、青土树木之野，太皞、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。” 高诱注：“太皞，伏羲氏，东方木德之帝也；句芒，木神。”
- 《白虎通义・五行》：“句芒者，物之始生，芒之为言萌也。”
- 《左传・昭公二十九年》：“木正曰句芒。” 杜预注：“正，官长也。”
句芒为少皞氏四叔之一的重，曾受命司天，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数次舍。《国语・楚语下》记载：“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。”《山海经・大荒西经》也有 “帝令重献上天，令黎邛下地” 的记载，一称重即日神之子。
祝融
南方之神，火神，一称 “能昭明天地” 的日神。
- 《山海经・海内经》：“炎帝之妻，赤水之子听袄生炎居，炎居生节并，节并生戏器，戏器生祝融。祝融降处于江水，生共工。共工生术器，术器首方颠，是复土壤，以处江水。共工生后土，后土生噎鸣，噎鸣生岁十有二。”
- 《淮南子・时则》：“南方之极，自北户孙之外，贯颛顼之国，南至委火炎风之野，赤帝、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。”
- 《国语・楚语下》：“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。”
祝融即颛顼氏之子黎（犁），为高辛氏的火正，曾受命司地以属民，施行历法，死后为火神。高诱注《淮南子・时则》云：“祝融，颛顼之孙，老童之子吴回也。一名黎，为高辛氏火正，号为祝融，死为火神。”
蓐收
西方之神，刑神，死后为金神，司日之所入，一称 “少皞” 神，亦即西方太阳神。
- 《山海经・西山经》：“又西二百九十里，曰泑山，神蓐收居之。其上多婴短之玉，其阳多瑾瑜之玉，其阴多青雄黄。是山也，西望日之所入，其气员，神红光之所司也。” 郝懿行注：“红光，盖即蓐收也。”
- 《山海经・海外西经》：“西方蓐收，左耳有蛇，乘两龙。” 郭璞注：“金神也，人面、虎爪、白毛、执钺。”
- 《国语・晋语二》：“…… 蓐收也，天之刑神也。”
- 《淮南子・时则》：“西方之极，自昆仑绝流沙、沉羽，西至三危之国，石城金室，饮气之民，不死之野，少皞、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。” 高诱注：“少皞，黄帝之子青阳也，名挚。以金德王天下，号为金天氏。死为西方金德之帝也。蓐收，金天氏之裔子，曰该，死祀为金神也。”
蓐收为少皞氏之子该，因有金德而托为金神，王国维考证其即殷之先公王亥。
玄冥
北方之神，水神，一称 “颛顼” 神。
- 《山海经・海外北经》：“北方禺疆，人面鸟身，珥两青蛇，践两青蛇。” 郭璞注：“字玄冥，水神也。”
- 《淮南子・时则》：“北方之极，自九泽穷夏晦之极，北至令正之谷，有冻寒积冰、雪雹霜霰、漂润群水之野，颛顼、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。” 高诱注：“颛顼，黄帝之孙也，以水德王，号高阳氏。死为北方水德之帝也。其神玄冥者，金天氏有裔子曰昧，为玄冥师，死而祀焉主水之神也。”
玄冥为少皞氏之子修、熙，修原为南方泽神，熙的本义为广大，二者分别以蛇、龟为原型。《风俗通义・祀典》引《礼传》：“共工之子曰修，好远游，舟车所至，足迹所达，靡不穷览，故祀以为祖神。”《淮南子・本经》记载尧之时 “断修蛇于洞庭”，高诱注：“洞庭，南方泽名。” 可见修蛇为南方泽神，“修” 的本义为长，对应蛇的体态特征；《方言》云 “熙，广也”，对应龟 “广肩无雄” 的体态特征，二者结合是古人阴阳构精的象征，对应铜器铭文中常见的 “它它熙熙”（蛇蛇龟龟），是男女无期、眉寿万年的吉祥寓意。
后土
中央神，社神，一称 “黄帝” 神、地下幽都之神，原为共工氏之裔。
- 《国语・鲁语上》：“共工氏之伯九有也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土，故祀以为社。”
- 《楚辞・招魂》：“魂兮归来！君无下此幽都些。土伯九约，其角觺觺些。敦脄血拇，逐人駓駓些。参目虎首，其身若牛些。” 王逸注：“幽都，地下后土所治也。…… 土伯，后土之侯伯也。”
- 《淮南子・时则》：“中央之极，自昆仑东绝两恒山，日月之所道，江汉之所出，众民之野，五谷之所宜，龙门、河、济相贯，以息壤堙洪水之州，东至于碣石，黄帝、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。” 高诱注：“黄帝，少典之子，以土德王天下，号轩辕氏。死为中央土德之帝。后土者，句龙氏之子，名曰后土，能平九土，死祀为土神也。”
后土原本是北方神，《管子・五行》记载：“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，得祝融而辨于南方，得大封而辨于西方，得后土而辨于北方。” 仍保留了后土为北方神的遗迹，说明它是在替代黎成为土正或中央神之后，才进入五祀系统的。
综合上述内容，可将五行之官各事项的关系列表如下：
表格
| 左传次序 | 五官 | 对应神祇 | 所属部族 | 对应历法职司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春木 | 木正句芒 | 东方之神、太皞神 | 少皞氏（重）、颛顼之裔 | 玄鸟氏，司分 |
| 夏火 | 火正祝融 | 南方之神、火神 | 颛顼氏（黎） | 伯赵氏，司至 |
| 秋金 | 金正蓐收 | 西方之神、刑神、少皞神 | 少皞氏（该） | 青鸟氏，司启 |
| 冬水 | 水正玄冥 | 北方之神、水神、颛顼神 | 少皞氏（修、熙） | 丹鸟氏，司闭 |
| 中央土 | 土正后土 | 中央神、社神、黄帝神 | 共工氏（句龙） | 凤鸟氏，历正 |
五、结论：五行之官制度的形成
只要对上述内容稍加分析就会发现，五行之官的制度，是社稷之祭和四时之祭相结合的产物。原因如下：
1. 五正脱胎于四时之祭
第一，《左传・昭公二十九年》所记五正的次序 —— 木、火、金、水、土，实际上是春、夏、秋、冬的顺序，这一次序和分、至、启、闭四鸟相对应。由此推测，少皞氏原本是把玄鸟、青鸟、丹鸟、伯赵奉为四时之祭之祭主的，由于这一祭祀传统的影响，才产生了 “木正曰句芒，火正曰祝融，金正曰蓐收，水正曰玄冥” 的神灵次序。
第二，少皞氏四叔 —— 重、该、修、熙的组合，原本是东、西、南、北四神的组合。史墨说 “重为句芒（东）”“该为蓐收（西）”“修及熙为玄冥（修南、熙北）”，这种方位配合正好和《淮南子》高诱注相对应，说明四叔最初是四方之神的组合，对应四时之祭。
第三，由太皞、少皞、颛顼系统诸神组成的木正、金正、水正、火正，这一四时系统本来是自足的。郑玄提到 “颛顼氏之子曰黎，为祝融、后土，食于火土”，这表明土正一职曾由火正黎兼任，换言之，土正是从火正之中独立出来的。共工氏的社神后土是外来的神，正是由于它的加入，四时之祭才演变为 “五正” 体系。
2. 从二祀到五祀的发展阶段
在四时之祭演变为 “五正” 体系或五行之官的过程中，经历了一个 “三祀” 的阶段。三祀实际上是太皞之祀、少皞之祀、颛顼之祀，是对东夷民族三个最大的部落之神的祭祀。从史籍记载可知，太皞、少皞、颛顼都是分布在今山东、河南一带的部族，彼此之间有交叉的关系或 “授”“受” 的传承关系。
少皞氏以鸟名官的方式，本质是把不同职位分配到不同部落当中，每官由特定部落承袭；同时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，相关祭典也由相关之官主持。所谓 “颛顼继少皞而为帝”，其实是这种世袭官方式在祭祀制度上的表现。因此可以推测，“三祀” 是部落结合为联盟的产物，是由三个部落的分别祭祀组合而成的。
在上述各种祭祀系统之中，都隐藏了一个二元的底层结构，也就是所谓 “二祀”，既表现为颛顼之祀、共工之祀的结合，也表现为日神 - 生神之祀和夜神 - 死神之祀的结合，核心是东方太皞句芒和西方少皞蓐收的对立，对应着春秋两祭、早晚两祭。
在传说的尧舜时代，人们的授时活动是以两种太阳祭典为中心的：早晨在东方举行的 “寅宾出日” 祭典，和黄昏在西方举行的 “寅饯纳日” 祭典。太皞、少皞分别是这两种祭典中的司祭或祭主，人们也曾按太阳运行的位置为标识，将一个昼夜划分为若干时段，所谓十二支或十二辰，便是这种时段的代表，也是关于太阳视运动的符号。
从早晚两祭到三祀，主要变化是增加了玄冥之祭。也就是说，太阳祭典曾经有过一日三祭的阶段，除早晚两祭以外，还在子夜 “冥” 时设祭，祭拜死而复生的太阳。这一祭典主要发生在颛顼部落当中，“玄冥为颛顼神”，指的就是以太阳神玄冥为部落神；少皞部落中的修族、熙族，也曾承袭玄冥神一职，即联合主持玄冥之祭，故云 “修及熙为玄冥”。
三祀的本质，是太皞、少皞、颛顼这三个大部落共同举行太阳祭典，其背景是东夷族各支系的联合。
在此之后，又发展到四祭阶段，即由少皞族推行的，把玄鸟、青鸟、丹鸟、伯赵奉为四时之祭主，或把重、该、修、熙奉为四方之祭主的阶段。
最后，把共工氏的社稷之祭和东夷族的四时之祭结合起来，加入后土为中央之神，形成五官五祀的制度，最终完成了从四方到五行的转变。
3. 五行起源的本质
由此可以断定，五行起源的过程，本质上是不同族群的太阳祭典逐步综合的过程。这一过程包含以下阶段：
- 传说的尧舜时代，实行一日两祭的阶段，“寅宾出日” 于东方、“寅饯纳日” 于西方，晨祭太皞，暮祭少皞；
- 东夷族各支系组成部落联盟，实行一日三祭的阶段，在子夜 “冥” 时增设颛顼玄冥之祭；
- 发展为四时四祭的阶段，对应四方之神、分至启闭四时节气；
- 加入共工氏后土之祭，形成中央土正，最终确立五官五祀的完整制度。
华夏民族的神圣数字 “五”，既是一个同天文历法相关联的数字，又是一个同社会政治相关联的数字。《管子・五行》所谓 “作立五行以正天时，五官以正人位”，正说明五行思想其实是对上述制度 —— 天时、人位相合为一之制度 —— 的反映。
注释
① 据胡化凯《五行起源新探》，载《安徽史学》相关年份刊期。其他诸家学说见于：郭沫若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，载《郭沫若全集》历史编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；范文澜《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》，载《燕京大学史学年报》相关刊期；查思和《五行说之起源》，载《师大月刊》相关刊期；陈久金《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》，载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相关年份刊期；李德永《五行探源》，载《中国哲学》相关辑刊；宫哲兵《晚周时期五行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过程》，载《中国哲学》相关辑刊。
② 陈梦家《五行之起源》，载《燕京学报》相关刊期。
③ 胡厚宣《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》，载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。
④ 刘起釪《释〈尚书・甘誓〉中的五行与三正》，载《文史》相关辑刊，中华书局；又《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》，载《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》相关篇目。
⑤ 沈建华《从甲骨文圭字看殷代礼典中的五行观念的起源》，载《文物》相关年份刊期；连劭名《甲骨刻辞所见的商代阴阳敷衍思想》，载《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；冯友兰《神话、宇宙观与中国科学的起源》，载《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》相关篇目。
⑥ 《汉书》卷三十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⑦ 《诗经・大雅・民劳》毛传：“四方，天下也。”《诗经・周颂・执竞》郑玄笺：“四方，谓天下也。”
⑧ 分见《尚书正义》《毛诗正义》《周礼注疏》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十三经注疏本，中华书局影印本。
⑨ 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四卷天学第一分册，科学出版社；参见冯时《中国天文考古学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⑩ 相关论述详见另文《“使四鸟” 小考》。
⑪ 《说文解字》五上：“巫，祝也。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两袖舞形，与工同意。”“工，与巫同意，象人有规矩也。”
⑫ 《荀子・不苟》：“五寸之矩，尽天下之方也。”《淮南子・本经》：“矩者，所以方万物也。”
⑬ 《礼记正义》《周礼注疏》，十三经注疏本，中华书局影印本。
⑭ 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十三经注疏本，中华书局影印本。
⑮ 《国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。
⑯ 《史记》卷三十三《鲁周公世家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⑰ 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⑱ 《淮南子集释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⑲ 《白虎通疏证》卷四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⑳ 王国维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，载《观堂集林》第二册，中华书局。
㉑ 闻一多《伏羲考》，载《闻一多全集》第三册；朱芳圃《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》，中州书画社。
㉒ 徐中舒《金文嘏辞释例》，载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六本第一分，后载《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》上册，中华书局。
㉓ 《管子》卷十四《五行》，《二十二子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。
㉔ 王小盾《火历论衡》，载《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》，东方出版中心。